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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金補償並非違約金，不可請求司法調減。在實踐中，部分法院認為現金補償屬於約定違約金的範疇，其主要理由在於：對賭協議中對於目標公司未來業績的約定是一項合同義務，而現金補償則是在這項合同義務被違反時關於責任的規定，符合違約責任的法律特徵[30]。這種認識有失偏頗。現金補償作為對賭協議主要條款之一，其發揮着估值調整的重要作用，其核心目的在於向投資方返還投資時對於目標公司價值高估的部分。在對賭協議中，業績目標條款和現金補償條款要從一體的角度去分析[31]。業績目標是現金補償的條件，其回答的是在什麼情況下投資者能夠向目標公司主張現金補償，所關注的重點在於對賭協議的估值調整機制，其並非一種單獨的合同義務，不能將其與現金補償條款予以割裂。並且很少有學者採用非條件制度的進路來解釋對賭目標和對賭責任之間的關係[32]。在目標公司難以實現約定的業績時，並不會落入違約的範疇，因為無法完成業績目標也是當事人在簽訂協議時所設想的情形之一，仍屬於「約」的內容，而非「違約」。這一觀點在司法實踐中也得到了印證。在「蔣秀、廈門信達物聯科技有限公司等股權轉讓糾紛」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當事人所約定的業績補償是在目標公司業績不達標時應當承擔的責任，而違約金則是非按時支付業績補償所產生的責任，不屬於對於同一違約行為的重複評價[33]。在「時空電動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等與浙江亞丁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股權轉讓糾紛」中，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就對賭協議中的現金補償條款、股權回購條款與違約金條款的區分作了明確界定，其認為在對賭協議中，現金補償和股權回購是投資方收益的補償和退出路徑，與違約金的性質明顯不同[34]。在「翟某、青海國科創業投資基金合同糾紛」中，最高人民法院駁回了當事人對於業績補償款進行調減的請求。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對賭協議中所約定的業績補償是合同義務，具有不確定性，而業績目標本質是合同義務所附的條件，故而對業績補償款不能適用違約金調減規則進行調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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